如Lelong's Schiaparelli's，垄断一切，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。我们的裁缝却是没
主张的。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，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。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。
因为这缘故，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。
   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，很难证明，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，而且作者也不甚介
意，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。最近人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，又称“四分之三袖”，上
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，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，互相推诿，不敢负责。一双袖于
翩翩归来，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。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，细节虽不能恢复，
轮廓却可尽量引用，用得活泛，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。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，
就是个好例子，很有点“三日人厨下”的风情，耐人寻味。
   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。只有一个极短的时期，民国四年至八九年，男人的衣服也
讲究花哨，滚上多道的如意头，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，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
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。目前中国人的西装，固然是谨严而黯淡，遵守西洋绅士的成
规，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、咖啡色、深青里面打滚，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。男子的
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，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，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。
   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。刘备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。”
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“丈夫如衣服”的地步，就很不容易。有个西方作家(是萧伯纳么？)
曾经抱怨过，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，慎重考虑。再没有心
肝的女子说起她“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”的时候，也是一往情深的。
   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，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。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
的特征。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，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。文明社会的集
团生活里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，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，作为补偿。有这么一种议论，
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，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，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
意与赞美，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，不借祸国殃民。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，
天下就太平了，那当然是笑话。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，照样会淆乱朝纲。
但是预言家威尔斯①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、
斗篷，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。   

   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，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，的确看着不顾眼，中装上加大衣，
就是一个例子，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，便臃肿些也不妨。有一次我在电
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，也许是学生，也许是店伙，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，
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，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，烟斗里并没有烟。他吮
了一会，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，又装上去，再送到嘴里吮，面上颇有得色。乍看觉
得可笑，然而为什么不呢，如果他喜欢？……秋凉的薄暮，小菜场上收了摊子，满地的
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①的皮与渣。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，卖弄本领，大叫一声，
放松了扶手，摇摆着，轻情地掠过。在这一刹那，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
心。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？    

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原刊1943年12月《古今》半月刊第34期)